作者 | 方兴东、徐 玮
来源 | 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华为为了突围ERP封锁，曾有过载入史册的松山湖会战；今天披露的是另一场松山湖会战——鸿蒙的突围，“我们必须自研操作系统，这是中国的机遇，也是华为的机遇！”本文节选自中信出版集团新书《鸿蒙开物》，经官方授权发布。
——蓝血题记
该来的终于来了，担心最终成为现实。
北京时间2019年5月16日凌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科技网络安全”为由，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公司及其70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 清单”。但这仅仅是开始。这把出鞘的剑，直奔华为的心脏而来。下手力度之重，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国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美国政府上一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发生在三个月前的2月15日，特朗普动用总统权力重新分配国家预算，在美墨边境修墙。 而这一次的“紧急状态”则是“提醒”禁令的最高级别——它不再是公司“业务”级别的技术围堵，而是美国政府为中美两国的科技业务往来修筑的一堵坚固高墙。
2019年上半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为了这堵科技高墙，马不停蹄地在全球展开了一场“反华为”大巡游：2月访 问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等中欧三国，告诫它们不要在本国安装华为的设备，否则“美国难以同这些国家合作”；3月，游说菲律宾不要与华为达成协议或合同，称华为“缺乏透明度”，对 菲律宾“构成风险”；4月，指责华为的系统“不可靠”，会给智利公民带来风险；5月，敦促英国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甚至试图引发共鸣：“如果‘铁娘子’在世，会允许这种做法吗？”
在这场“史诗级”的打压中，美国不仅大规模断供芯片，还拔出了一把致命的利剑：无限期禁止华为使用GMS的服务和应用。华为惊觉，原来安卓操作系统里，除了开源的AOSP和云侧的云服务，还有个终端侧闭源的代码GMS。
主导安卓生态的控制力，就这样一夜间被政治化，在茫然与无助中，华为开始了中国科技史上最艰难的长征。
什么叫进入“实体清单”？这个说法，大家都已有所耳闻，但每个人都感到迷惑。持有绿卡的专家算哪边的专家？公司里有多少美国人，才算美国公司？因为搞不清楚情况，大家连什么是“正常交流”都不能判断，只能先和外籍专家断联。电话不敢打，人也不能接触，华为甚至没有办法找“已被制裁”的中兴询问， 因为“询问”这个动作，完全有可能被解读为“绕过制裁”，违反禁令！ 在细节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大家只能“一切从严”，防止给公司招惹麻烦。
工程师忧心忡忡，担心连Windows都可能无法使用。这绝非杞人忧天，而这种担忧一旦成真，日常办公就会马上陷入瘫痪。因此，华为的首要任务是保持镇定——全面、紧急地排查所有正在使用的软件，不仅要识别哪些软件源自美国，还要确认它们是否受到波及。然而，“添乱”和“添堵”的事层出不穷，一些软件原本不是美国的，却被美国收购或注资，增加了华为自我排查的复杂性。
陈海波听闻制裁消息，惊愕不已：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这么欺负人？虽然他还不清楚这样的制裁对华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他立刻召集团队，加速梳理业务，看哪些研究会受到影响，哪些项目需要大家加速推进，把每项工作都排了优先级。
终端云服务首席战略官林振辉马上开始预判后果，美国对华为制裁第一枪打的是手机的应用生态，第二枪打的是5G手机的生产。谷歌以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为由，第一时间限制华为手机使用GMS服务。这使硬件和系统都完好的华为手机因无法下载海外应用而变得“无用”，而消费者是不会为一部长得漂亮但没有应用的手机买单的。海外市场销售告急。
黄津除了负责中央软件院基础软件的产品管理和规划工作， 还协助龚体管理公司的软件业务连续性。他的业务涵盖华为设备和系统、云服务中各种各样的软件服务，包括采购的商业软件、技术合作软件、免费软件，也包括数千款开源软件。他的团队需要针对每一类软件给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确保没有死角。
这其实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每个领域的软件主管亲自挂帅，一个一个排查和汇报，直到问题或风险能够得到解决。华为的法务也积极参与预判：在法律上，美国不会全面禁用开源软件，但可能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挑几个重点软件加以限制。
GCC（GNU编译器套装）和Linux就可能是被重点打击的社区，软件团队要优先解决这些“公司压舱石”的问题。 华为各部门，包括 CT领域、IT领域、终端领域等，都针对业务连续性过了一遍筛。他们总共排查出了一万多款软件，合并同类项后一个一个地寻找替代或自研方案，最终总结出一系列需要快速给出应对方案的问题：编译器功能优化能否抽屉式替换？ 在安卓新版本上已开发一年半的操作系统是否要放弃？海外存量安卓机型无法使用，如何应对？国内机型维护如何进行？储备能力是否足够？
更严峻的问题是，若未来无法使用安卓，华为将如何破局？ 完全不能指望美国生态的华为，眼下似乎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坚守纯粹的华为生态，另一条是寻找欧洲的第三方，或者是多 家运营商的联合体作为合作伙伴。
过去，华为确实尝试过后者，认为自己和欧洲“同病相怜”。因为谷歌、苹果这样的科技巨头，其影响力在欧洲乃至全球都是巨大的，欧洲把自己的全部生态和基础设施交给它们，同样是一种冒险。多年来，欧洲通过《数字市场法案》等法律工具与这些巨头抗衡。华为曾抱有一丝希望，认为大家能一拍即合，联手对抗美国生态。但在深入考察后，华为打消了这个念头：欧洲虽然有着强烈的“独立”意愿和严谨的执行力，可偏偏是个大联邦体制，没有主心骨，各自为政，像一盘散沙，未来大家携手重建生态几乎不可能。
剩下唯一的路就是坚守纯粹的华为生态……但这是一件如此遥远而艰难的事。而眼下，谷歌确定要停止华为终端的GMS移动服务了，怎么办？GMS的主流应用包括谷歌搜索、谷歌地图和谷歌邮箱服务。 谷歌早年发展开源安卓，真正的战略目标在于推广GMS。安卓系统可以免费使用，但其应用商店、移动广告等收入，让谷歌赚得盆满钵满。
随着安卓手机设备的普及，GMS的价值水涨船高， 谷歌的地位也日益稳固，应用开发者和手机制造商对谷歌的依赖也越发强烈。 失去了GMS的华为手机，将无法支持海外用户日常办公、生活、娱乐的高频应用，这样的华为手机几乎称不上是“智能手机”。
更关键的是，许多依赖谷歌广告盈利的海外应用，也无法为华为手机用户提供服务，这几乎切断了华为新机的大动脉。华为在海外市场经营多年的终端竞争力，将化为乌有。
形势步步紧逼，华为思考的时间所剩无几。各种挑战接踵而来：供应中断、销量下滑，无法预装手机，海外消费者无法使用GMS生态，合作伙伴纷纷退缩……整个产业链都面临巨大的压 力。在制裁愈演愈烈之时，华为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用华为自己研发的 HMS替代GMS。这项服务早在2016年就发布了2.0版本，涵盖了账号管理、支付和推送等核心功能。
然而，许多华为的科学家并不看好HMS替代方案，因为这不仅是技术独立的问题，还涉及管理规范和版权分离的复杂问题。 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基于安卓开源的 AOSP打造自己的个性化系统，市场上出现多种不同版本的安卓系统很正常。
但谷歌为了管理所有参与安卓生态的软硬件厂商，早在2011年就推 出了“反分裂协议”，禁止厂商私自修改安卓系统。这一招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安卓系统的碎片化趋势。2017年，谷歌推出了MADA，要求与谷歌签约的安卓手机生产商必须启用安卓7.0，安装GMS包，并通过兼容性测试。那些未签署MADA的 厂商，将无法从安卓市场下载部分应用。这两大协议逼得手机厂商没有退路，不得不被动依赖安卓生态。
原本这些协议对中国市场的影响有限，因为MADA在中国并未生效，华为在操作系统领域仍有大展拳脚的机会，但好景不长，2018年年底，原本的MADA被细化为三个版本：欧洲MADA、中国MADA和俄罗斯MADA。 面对如此多的管理规范和协议问题，华为想要独立建设HMS，不依赖谷歌的GMS，工作量极大。
HMS替代面临的不仅是安卓作为数字底座的技术上的系统性挑战，还有成熟的管理框架的挑战。 但华为已经没有了“第二选择”。HMS由此在一夜间迎来了转正的机会，并成为华为发起的第一场软件保卫战的主角。
2019年9月，任正非发起“松湖会战”，旨在解决GMS禁用，HMS全面接棒的问题。这场会战的定位很清楚：这是一场生态之战，而且是华为终端的关键之战。
在会战前，公司管理层对开发工具包所需人力、应用程序编 程接口的数量做了初步预估。负责不同功能或模块的工具包一共24个，应用编程接口则要一万多个。两方面相结合，大致推算出“松湖会战”需要 3000人。公司立刻派出3000人的队伍，在 松山湖安营扎寨，领导要后勤部门在松山湖给团队准备3000套 房间。
10月，在松山湖办公的陈海波团队接到任务，全力以赴应对“松湖会战”。和陈海波的部门一样，终端云服务开发者服务与平台部部长望岳几乎是直接从规划岗位被调去参战的，原本公司正准备派他去位于美国圣克拉拉的美国研究所，调动的流程都已经走了一半，结果被紧急留在国内，和团队一起为华为描绘可行的技术路线图，明确技术缺口、目标及实施策略。
龚体让时任中央软件院规划部部长的黄津带领200多人，代表2012实验室参战，奔赴“松湖会战”，在松山湖封闭9个月。 他们的核心工作是提供 HMS Core（华为移动核心服务）替代GMS Core（谷歌框架服务）中的系列关键技术，同时支持研发华为自家的搜索、地图等刚需产品。
2012实验室多年来在操作系统、编译器与编程语言、数据库、地图引擎、搜索引擎、媒体技术、安全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技术研究和积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任正非和徐直军这两大领导开始频繁出现在松山湖指挥部。
由于终端人力不足，徐直军、丁耘、侯金龙等公司领导纷纷调兵增援“松湖会战”，丁耘给了500人，侯金龙给了350人，徐直军给项目调派了400人，并在松山湖现场给各个领域的总裁挨个打电话，要求他们无偿调拨人力，“十一”假期一过，参加会战的工程师就要到松山湖报到。
一个半月后，即11月中旬，3000人集结到位。据说，后勤管理团队对于在松山湖接待3000个工程师长居的任务感到震惊。领导的一句“准备3000套房间”的命令根本无法完成。松 山湖的绿岛花园尚未启用，就算把松山湖周边的酒店全部包下来 也不够用。华为自创办以来，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的会战行动，也根本没有现成的接待设施。最终还是分开安排，南京消化700多人，深圳消化500多人，两大研究所齐上阵，才勉强消化完3000人。
这几千人办公用的计算机，几乎清空了京东采购的计算机库存，又紧急调拨了一批，才勉强满足需求。 这是华为公司历史上的第一场技术会战，一场为解决安卓端 侧问题发起的会战，从非终端领域调过来的 2000多人里，端侧开发的专家很少，甚至连Java高手都不多。他们像是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江湖侠客”，有汇编高手、C++精英，还有在网络世 界摸爬滚打的服务器专家。这支精英队伍，仅仅两周就迅速在松山湖畔集结完毕，投入战斗。
望岳原本觉得这部分替代工作，咬着牙一件件去办，也不是办不成，毕竟这场软件替代战役是在中国打。理论上讲，如果系统替代战役发生在海外，别人的大门更难为华为敞开。拿有着两三百年历史的老牌机构英国银行举例，从开始接触到最后做出开发决策，耗时一两年时间不足为奇，因为对它而言，这不是一个 小 IT部门关于新版本的技术问题的决策，而是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银行要引入一个新市场渠道的大战略决策。
相比之下，任何一家中国公司，从接触、讲解、理解到决定联手干，一鼓作气几周时间足矣。华为相信，绝大部分高效的中国公司愿为华为敞开大门。望岳和其他人一样，认为当下的华为只是在预算和人才上有困难。 可生态上的任何一件事都比想象中复杂。安卓生态中最棘手的问题是，谷歌主干上的美国重量级应用是否愿意“率先”来华为HMS主干上扎根；如果不愿意，HMS上的重量级应用就需要华为自己一个个地建设了。
望岳开始动员并组织国内企业联手，但他低估了补齐生态的难度。谷歌系列已经覆盖了绝大部分海外用户。比如，用华为自己开发的地图补齐谷歌地图的缺失，就非常费力。为了快速获取全球可用的图资数据，他们一部分从Here、TomTom等技术供应商那里合作购买，一部分从各个国家当地的地图局、测绘局的图资数据那里合作获取，一部分使用OpenStreetMap这样的开源图资数据，还有一部分开放众测众标的功能来积累数据，一点一 点耐心地把地图做起来。
“松湖会战”除了开发HMS Core，还需要开发五大根服务 引擎：支付、广告、浏览器、花瓣地图（Petal Maps）和花瓣搜索（Petal Search），以替代GMS的核心服务。
2020年1月底，用时三个月的“松湖会战”成功在全球范围内上线了24个开发工具包，并且一次性上线成功。在这一过程中，华为进行了大量的评估和技术方案的制订，全员上下以万众一心的干劲，支持着“业务连续性”这一仗。
此后，华为除了投入“松湖会战”的3000人，还以每年近百亿元的力度投入海外的服务器、营销、生态拓展等业务领域。 外界看华为搭建 HMS生态而做的巨大投入，几乎有一种“华为的钱是天上大风刮来的”错觉。
遗憾的是，事实证明，通过HMS替代GMS这条路确实走不通，因为HMS只有技术，没有生态。2020年，HMS战场上传来了坏消息，海外搭载HMS手 机的 NPS值大幅下降。没受制裁之前，华为手机的NPS值有六七十分，而口碑断崖式下跌代表消费者购买并使用新手机后， 并不愿意向其他人推荐，或者自己下一部手机也不会再选择这个品牌。
在手机行业，NPS值基本能代表一个产品和一个品牌 的消费者忠诚度。被制裁后，海外众多小白用户感到手足无措，华为手机在某些区域的NPS值甚至降到了负分，这是灾难性的。 很多区域即便只卖出去 10台搭载了HMS的手机，也会有两到三台被退货，华为这个品牌几乎要从用户的下一部手机候选名单里消失，海外的手机生意几乎难以维系。
华为不仅在海外市场上失利，国内手机的销量也开始大跌，并且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很多厂商希望华为被强行下架后空出的市场份额能掉进自己的口袋，但谁也没想到，苹果公司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终端BG战略与Marketing部总裁盛行分析，国内其他厂商接不住华为份额的原因，是华为的产品质量过硬。当时华为用的自研芯片——海思芯片，已经可以实现基础性能的调优，许多消费者都在等待华为手机上新，能不换机就不换机。
华为在看到自己真正的影响力后，更加意识到自研芯片给华为手机带来的竞争力。相比之下，其他手机厂商使用的都是第三方公司的芯片，而这些公司并不会把核心技术告诉这些厂商，这些厂商也就不能真正实现性能调优。
几家手机厂商做出来的产品，用的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方案。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因为这一切的主导力量，依然是生态。试图在谷歌的安卓之上构建华为自己的生态，这条路显然走不通。
由于生态的客观存在，哪怕海外用户再少，少到只有一个用户、一个合作伙伴，HMS服务也不能停止。如今，华为必须为过去的繁荣——峰值时高达2.2亿台的海外设备存量用户持续提供专业服务，继续投入未来的基础设施。但是芯片供应受限的伤害，让华为难以支撑海外市场的手机销售，这种不成比例的投入产出比，迫使华为放缓了大张旗鼓征战海外的步伐。
经过HMS这一轮软件保卫战，华为高层有了一个共识：华为必须拥有自主可控的技术和生态。若等到安卓被阻断时才启动自研项目，华为将在外部压力下毫无还手之力，最终错失翻身做主的良机。华为在这方面比以往更坚定，是因为华为已经“没有退路”。
徐直军曾表示，特朗普上台后的种种限制措施，反而使华为做许多决策时变得更容易。龚体也不断采用反向思维做决策，对于争议大、投入高的项目，他就化繁为简地自问：“不做行不行？”
2020年2月6日，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的威廉·巴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参加中国行动计划会议时，发表主题演讲，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打压的决心：“毫无疑问，中国的技术攻势对美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国家面对的风险空前高涨。”
“今天不让我们用GMS，以后会有更多的产品不让我们使用，”王成录按捺不住地表达出更深的忧虑，“我们必须自研操作系统，这是中国的机遇，也是我们的机遇！”多年来，中国一直渴望这样的机会；现在，它就在我们眼前。虽然华为的各领导层思维角度不同，但“没有退路”逼迫他们不约而同地做出了一致的，或许也是唯一的选择：要坚定地投入欧拉和鸿蒙这两大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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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4-22 11:2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