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实验室的演进亦是焦点。DeepMind、OpenAI 等机构最初是研究优先,商业模式是后来的探索。随着技术成熟和商业压力的增加,它们逐渐转型,更加注重工程、销售和规模化。OpenAI 的成功,尤其是在大型语言模型上的突破,很大程度上借鉴并转化了谷歌 Transformer 论文的成果,体现了研究领域的相互借鉴和演进特性。当技术从探索期进入应用期,所需的组织结构和重心也会随之变化。
苏莱曼也回应了近期活动中遭遇的抗议事件,表示尊重不同声音,并承认在当前紧张的全球局势下,科技公司为不同政府和组织提供云服务所面临的复杂性和挑战。对于近期关于关税计算可能使用 AI 的猜测,他表示怀疑,并强调理解政策背后的情绪和动机比妄加揣测更重要,同时重申 AI 不应自主参与民主进程。
他观察到,尽管早期对大型语言模型(LLM)存在偏见、毒性和不可控的担忧,但事实证明,模型规模越大,反而越容易引导和遵循指令,其推理能力也在不断增强。这预示着 AI 系统将变得更加有用和可控。虽然 2024 年大选中 AI 的颠覆性影响并未如预期般显现,但这或许只是时间问题,科技力量对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日益超过政府。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对 AI 的理解和监管反应速度相比社交媒体时代已大有提升,学习和适应周期正在缩短。
苏莱曼的书《即将到来的浪潮》核心观点是技术扩散的必然性和加速性。当前开源 AI 模型(如 Meta 的 Llama)的兴起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它极大地促进了知识传播和创新民主化。虽然开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伴随着强大技术被滥用的风险。大型科技公司通过内部约束和向政府报告等方式增加了一层“摩擦”,而开源领域则缺乏此类机制,带来了不确定性。他认为开源趋势不会消失,但如何平衡开放与安全将是持续的挑战。对于社交媒体算法的闭源,他指出,缺乏训练数据使得单纯开源算法的价值有限。
针对 AI 是否会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苏莱曼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不同于搜索引擎或操作系统等注重实用性和网络效应的领域,AI 伴侣的区分度将更多体现在“情商”(EQ)和个性化偏好上。用户在不同场景下可能需要不同风格、特质的 AI,这将驱动多样性而非集中化。未来的 AI 将是平台无关的,能在各种设备和应用(如 Copilot 已登陆多个消息平台)上与用户相遇。
“AI 伴侣”的概念正在取代“聊天机器人”,它强调的不仅是信息获取(IQ),更是情感互动、陪伴和支持(EQ)。设计具有合适个性的 AI 成为新挑战,需要跨学科合作(电影制作人、心理学家等)。关键原则是 AI 必须始终坦诚其非人身份。用户应有权选择是否及如何在数字体验中使用 AI 功能,实现精细化控制。
关于未来工作,苏莱曼承认围绕“无工作”的焦虑是合理的,因为社会结构和个人认同与工作深度绑定。但他认为,人类并非天生必须工作。AI 带来的知识和能力的普及,可能创造一个“共同智能”时代,提升个人生产力,赋予人们更多选择工作方式和时间的自由。经济模式可能需要演变,超越全民基本收入(UBI),思考“全民基本供给”(UBS),即普及智能本身作为一种资源,减少对现金收入的依赖。分配挑战的关键在于如何捕捉、转化和再分配 AI 创造的价值。
最后,苏莱曼重申了“遏制”的重要性。在追求“能做什么”的同时,必须严肃思考“应该做什么”。随着 AI 能力日益强大,社会需要建立机制来评估风险、设定阈值,并在必要时限制甚至停止某些技术的发展和扩散。这是一个极其困难但至关重要的长期挑战,需要广泛的公众讨论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