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格鲁近年来一直是诺奖热门人选。对熟悉经济学的人来说,他得奖并不让人意外。他和合作者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詹姆斯·A. 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因对 “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 的研究共享 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西莫格鲁回答,“你可以做梦,但永远不会想到它会发生。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获奖前的一两年里,阿西莫格鲁的名字频繁与 “AI” 一同出现在新闻标题里。阿西莫格鲁认为现在整个行业陷入 “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竞赛,希望利用这项技术实现自动化、创造数字广告收入的发展方向错了,疯狂买入英伟达显卡只是在浪费钱。他的观点影响了高盛在今年 6 月的报告《通用 AI:花得太多;收益太小?》(GEN AI: Too Much Spend Too Little Benefit?)。
阿西莫格鲁估算,未来 10 年,AI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限不超过 0.66%、对美国 GDP 的总促进作用最高也只有 1.56%、只能影响不到 5% 的人类工作岗位。他质疑现在商界流行的科技乐观主义,觉得这种叙事在误导公众。萨姆·奥尔特曼、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等人承诺的美好未必能实现。他还认为,即使 AI 能带来进步的利益,它也往往不会被所有人共享。
今年的诺奖是 AI 的丰收年,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经济学奖的得主都与 AI 有关。但诺奖得主们对 AI 的态度并非一致:化学奖的三位科学家更多是为 AI 在蛋白质的广阔应用前景感到兴奋;物理学奖的两位得主约翰·霍普菲尔德(John J. Hopfield)与杰弗里·辛顿(Geoffrey E. Hinton)则对 AI 感到担忧和恐惧。
辛顿被称为 “AI 教父”,但去年他开始表达后悔研发 AI。在接受诺奖委员会的访谈时,辛顿说政府可以强迫大公司投入更多资源用于 AI 安全研究,他说 “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分岔点上。未来几年,我们需要找出应对 AI 威胁的方法。”
不久,阿西莫格鲁等人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做研究写论文,并在 2012 年出版《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这本书系统反驳了戴蒙德的地理因素解释,强调 “制度” 因素的重要。
如何在数据上区分殖民地的类型呢?他们运用了 “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 这一数据标准。死亡率越低,表明该地更安全,殖民者更愿意定居,建立更长期和包容型制度。与之相反,死亡率越高,殖民者更不愿长期定居,建立更短期和榨取型制度。最后,他们发现,殖民地时期死亡率越低地区,今天 GDP 越高。这就排除了其他因素干扰,巧妙地证明两种类型的制度是国富国穷的根源。
去年 5 月,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出版了新书《权力与进步:科技变革与共享繁荣之间的千年辩证》(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这本书汇集了他们 20 多年来对于科技、制度和不平等的研究,罗宾逊也为该书理论的政治部分提供了资料和建议。
更重要的是,他觉得 UBI 对现在的问题不但理解错误,实施结果更会适得其反。UBI 基于一个假设:人类正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个大多数人不需要工作也没有工作的世界,一小部分人掌握越来越先进的数字科技,与其他人的差距越来越大。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大规模地再分配财富。这也是 OpenAI CEO 奥尔特曼、Google 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等 AI 商业领袖所认真讨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