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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前沿] [转帖]TD左派右派的理想与现实 [复制链接]

linlong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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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 12:55:0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TD商用已经开始了，有掌声，也有唾沫，有的本是可以预料到的，有的则是出乎意料的，而作为TD芯片厂商凯明的倒下则又掀起了一轮波澜，TD何去何从掀起的争论如火如荼。在TD发展上，国内两派立场截然分明，俨然像把对技术的争议变成类似一种扣帽子的“意识形态”斗争。 支持的TD“左派”把TD上纲上线，宣称TD关系建设科技大国和民族兴亡，要把TD当成一面政治旗帜，号召举全国之力、万众一心、大干快上建TD，梦想用TD来全面代替GSM，“极左派”愤青甚至将所有反对TD的人一律都扣上“汉奸”、“卖国”大帽，或者扣上是“国外利益集团代表”的阴谋诡计。 反对TD的“右派”则尖锐指出TD专利份额少、依赖国外核心专利、人为夸大TD技术优势、技术不成熟又落后、研发拖沓、测试作假等一大堆问题，测试中一些消费者怨言颇多，而“极右派”者断言TD是官商勾制造的另一只“华南虎”、汉芯或像韩国的“干细胞造假”事件。 就像台湾选举一样，左派的国民党骂右派的民进党贪腐，右派的民进党骂左派的国民党卖国。在左右派的激烈争论中，夹在中间的ZF进退两难，两头都不是人，又被指责弄虚作假，又被指责缺乏民族大义。但显然，无论朝左还是向右，都将会有深渊，向左大干快上将可能留下一大摊无法盈利的沉淀资产和相应的政治责难，向右放弃将面临指责不支持自主产权的政治压力，ZF在各方诉诸悲情、指责中维持着脆弱的平衡，似乎只能在追求一种“中间路线”。 对“右派”而言，应当认识TD是一定具有积极意义的。从TD发展过程而言，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支持大力TSM版本的TD－SCDMA标准挺进成为国际标准，显然是希望首先利用TD打破移动通信设备国外厂商垄断局面，其次是希望降低专利使用费，这种意图实际上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现在对于专利费问题，在ZF压力下国外技术商暂时未发难，TD也并不一定真能降低专利费，但现在移动网络设备市场仍大部分是国外厂商的天下，如果用TD替代发展部分2G增量用户市场，无疑可以有助于国产设备商在移动设备市场有所斩获，这是“右派”和所有国人应该认识到的。 其次，作为国内手机厂商一直困扰的“缺芯”难题，TD产业链推动国内制造业向上游芯片领域延伸，组织开发射频、基带芯片的努力是可圈可点的，因为缺芯问题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也仍将困扰国内电信设备制造业，芯片产业对其他产业包括军工产业都有比较大的辐射作用，日本敢向美国说不的筹码便是芯片产业，因此也是TD的积极意义。只不过，在TD产业运作上，芯片企业全是一夜间冒出来的愣头青似的新面孔，而不是像日本、韩国一样依托强势技术企业，所以抗风险能力差、研发能力低，对其他产业辐射作用小等缺陷很明显。 对于“右派”而言，对TD目前出现的问题应当具有一定理性预期，尽管TD发展中有过不少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无论是新建TD－SCDMA还是WCDMA、CDMA2000网络都可能出现如接通率不理想、新业务使用不畅等问题，而主张完全放弃TD无疑将抹杀不少人技术贡献和辛勤付出。在LTE正式商用前、移动2G用户仍增长迅猛的情况下，TD仍存在一定市场空间和时间窗口，不顾国情放弃TD可能是一种矫枉过正做法，恐怕并不能保证我国未来利益的最大化。 对“左派”们而言，首先应该正视移动技术发展升级的速度超出预料，这不仅曾迫使不得国内不得不放弃花费3年多研发的TSM版TD-SCDMA而改向开发LCR版本，而当现在LCR版本投入商用时，国外速率高得多的HSPA不仅已全面开花，百兆级的LTE技术也已准备登堂入室。虽然“左派”希望极力淡化这种技术发展压力，如声称TD升级产品即将出来，LTE仍需时日等，但很难想象如果只为了卖设备，动用几千亿建设一张比GSM功能多不了多少，又比国外落后一截，这样保护自主技术标准方式，无论如何都将面临浪费国家巨大资金的指责，而且到底提升还是削弱自己国际竞争力恐怕也有很大争议。尤其用TD打造的国家安全概念更像是“极左派”们的臆想，很难想象采用封闭市场的方式去全力推一项比国际水平落后一、两代的技术会给国家带来真正安全，真正的安全必须要与最前沿的信息技术接轨，否则如此经过几个回合技术竞争后必然重新落入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 第二个左派希望回避的问题是专利问题。TD在提出的时候，政府开始极力推荐为国际标准的时候，TD当时只是一个技术框架，对TD涉及的专利恐怕并不掌握多少（这是国情政治的特色，当时对TD决策者其实主要取决于几个人物的“一言堂”式政治决策，国内缺少类似发达国家对重大技术政策实行国会公开听政制度）。专利问题今天和明天实际仍然将严重困扰TD，国外TD专利持有者也实际在静待国内决策。美国一家很小的掌握不多CDMA关键技术专利的厂商叫做Broadcom，前几年开始突然连续向爱立信、诺基亚、高通、北电等所有国际大电信设备厂商提起专利诉讼，竟成功迫使这些大腕各自每年向其交纳上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费。一旦TD网络发展到一定用户规模，谁能保证这些专利持有者不发难？谁又能真正保证TD的专利费支出不低于其他国际标准？技术标准在国际上从来是共有的，从来没有国家能用技术标准收取产权费用的，利益在于标准背后的私有专利，否则就是一张没有任何意义的纸张而已。 对于“左派”而言，不能盲目不切实际夸大TD作用，而回避TD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客观形势，尤其首先要降低不切实际在全国部署无缝TD网，用作完全替代GSM的期望。TD相对GSM不具多少性价比优势，而与LTE功能相差甚远、专利不能完全自主等缺陷决定了其意义不能被过度拔高，如果将标准争议变成意识形态斗争，鼓吹什么并不存在所谓“五大优势”恐怕最后只能适得其反。从现在TD网络商用试验反映不佳来看，并非像“左派”宣称的是网络覆盖不足的问题，也并非扩大商用就可以解决的，比如TD阵营对外宣传把手机耗电大、通话掉线等都归结为网络覆盖不足，其实这不仅与网络覆盖有关，也有芯片开发水平、设备切换算法实现有关，很多问题恐怕也与比较畸形的产业链运作机制离不开。TD目前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包括以何种程度投资TD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把握的问题。 那么，理性的TD“中间路线”在哪里？ 时至今日，TD的矛盾已经不像2005年以前，当时的国内关于TD的主要矛盾其实是在以大唐为首的TD派和以华为为首的WCDMA派之间，而现在国内所有实力雄厚的设备厂商都已加入TD阵营，都有希望大上TD的强烈愿望，而主要矛盾已转向是制造厂商和电信运营商间的矛盾，即制造厂商希望多卖设备大上TD，电信运营商担心自身被套牢拒绝大上，导致制造商、运营商彼此相互质疑和责难。 TD的理性中间路线，应当兼顾制造商与运营商的利益，兼顾投资市场前景与提高国产设备份额，更重要的是除去浮躁、质疑与责难。最重要的是，在理性路线中ZF没有必要只将TD作为一种科技政绩旗帜，而打造类似韩国三星这样的强大跨国企业比一项并不纯粹的“国产”技术标准意义大得多（三星也是靠代工起步的），也是保证国际市场话语权的关键，华为、中兴把自己的WCDMA、CDMA2000设备卖到欧洲、北美的主流运营商手中，其意义完全不亚于TD的意义，同样也可以是ZF的政绩和激励民族信心的旗帜。 可以看到，目前国外3G已占30％的用户市场，而在增量用户市场3G已经占据超过大半份额，在芬兰等国家已经决定停止GSM放号。我国由于3G启动被ZF一再推迟，导致目前增量用户市场仍基本是2G用户，与国际市场发展不合拍，而2G用户群市场过度开发必然导致3G市场发展不顺，GSM发展用户群过大必然导致将来向LTE网络演进的成本大。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一个技术缺陷而又可以是一个宝贵机遇是：在向LTE演进中，无论哪个网络都无法平滑演进，包括GSM、TD-SCDMA和CDMA网都需要更换绝大部分网络设备和终端设备，这样反而使TD-SCDMA在演进上可以与GSM获得相似地位。 因此，对于理性的中间线路，TD的定位不应在于全面替代GSM网，而可以在于满足GSM网扩容需求，也就是说TD可以定位于GSM的增量用户市场，把GSM需求转变成TD需求，只要有GSM需求的地方就有TD的需求。而要满足这个定位，需要在政策上强制冻结GSM扩容，要求GSM扩容全部用TD代替。因为，TD系统与GSM系统有很强的共存性，网络可以实现无缝切换，TD终端全部是TD/GSM双模终端，但同时TD最大的挑战在于性价比优势较GSM无法体现，而冻结GSM扩容，可使TD网络性价比显现出来。这样TD网络成本与GSM网络相比可能并不差，国产网络设备商将可获得空前良机；TD终端价格虽然比GSM高些，但双模手机模式也可以提高国产手机厂商竞争力。 在这个定位上，即使TD核心专利份额不高，也可以提高我国设备制造商扩大移动网络设备市场份额的机会；即使TD网络覆盖不足缺陷，也可以集中致力提高GSM/TD系统无缝切换率减少运营风险；TD的市场风险、TD存在生命周期短和LTE挑战等问题也可以通过与GSM共同演进有所改善。 解铃仍需系铃人，政策调控造成僵局仍然需要政策来解决。着眼于推动国内电信产业升级，冻结GSM扩容和启用新号码，强制用TD来取代GSM的扩容，将可以为TD发展创造出相当市场空间，这将是TD解套的可行的理性中间路线。同时国家应当继续鼓励和督促类似华为、中兴、联想这样的强势技术商进军芯片产业，可以通过提供大量技术资金、建立国家级实验室等方式补贴，帮助这类强势技术企业降低芯片开发风险和扩大芯片产业辐射效应。